荀子修身（先秦儒家的修身进德之道）
摘 要：孔子及其门生所提出并阐述的“三纲领”、“八条目”、“絜矩之道”、“忠恕之道”、“中庸之道”、“修身以道”、“五达道”、“三达德”、“至诚之道”等，构成了先秦儒家的君子修身进德理论。先秦儒家的修身进德理论具有丰富内容，遵循正确路径，经历必要环节，讲究规则方法，追求崇高目标。这一理论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产生的，但其内含的修身进德理念、路径、方式、方法也具有当代价值。
关键词：先秦儒家；修身；进德
在先秦儒家创立的学说里，修身、进德、道都是经常出现的词汇和极为重要的范畴，代表着君子对完美人格和崇高境界的追求。其中的“道”本意是指道路，后引申为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规律。“道”在运用到道德范畴时，是指人顺着反映天命的人性去思考和行事，以求得人际关系和谐及社会秩序稳定。其中的“德”与“得”意义相近，“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1]94。人在思想认识上对“道”有所得，也就是“德”。而人的自然至诚之性则被称作德性。德或者德性的外化就是德行，即在行为上遵循本性、本心，顺乎自然、社会和人类发展需要。其中的“修身”就是指依照“道”和“德”的要求去接受教化、进行修养，为了实现崇高的价值理想和人生意义而自我磨练、自我约束、自我反省而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自觉过程。在先秦儒家看来，君子秉承“敬德”之心，通过长时间的修身过程来认识客观事物规律，保持自己的本真之心，提升自己的德性，即为修身进德。
欧阳中石书法
一、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创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的创立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引起的时代问题的积极回应。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动，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礼崩乐坏。一方面，贵族阶级逐渐衰落，与之相联系的世袭制解体；另一方面，平民阶级地位上升，区域制、郡县制等管理方式兴起。这种政治经济的变动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动，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的危机。这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动，并由此产生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先秦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他们著书立说、纳徒讲学，提出各具特色的学术思想和治国方略，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而先秦儒家学派所主张的修身进德理论正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变动所引起的时代问题的一种回应，是对当时统治阶级治国理政方案的一种理论设计。
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治国理论中独树一帜。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彼此称霸，战乱频仍，百姓遭殃。“不同境遇、不同价值取向的士人都有志于建构自己的一套理论以立世，于是出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格局”[2]26。诸子百家中的儒家之学，是由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范畴体系。它偏重人生与政治，以修己治人为中心，主张修身为本、为政以德，通过修身进德以达到用“王道”、“仁政”来治理国家的目的，因而是一种典型的道德政治理论。
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是对以往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史记·夏本纪》中，即有“祗台德先”之语[3]75，含有敬德之义。《尚书·盘庚》也多次使用“德”字，其中包括“积德”[4]57，以及《汉书》所载的佚文“用德章厥善”等[5]3319。而在周代，更有敬德保民、“明德慎罚”[4]126、“明德恤祀”[4]147等复合型的道德理论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完备的礼乐文化。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正是在深入研究夏商周特别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基础上，深刻反思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困境，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创立了一整套以修身进德、修己治人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政治理论。
总之，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动的产物，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对时代问题的理论回应，也是对以往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代道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的主要内容
先秦儒家关于修身进德的论述很多，被后世称为“述圣”的孔子之孙——孔伋所著的《中庸》《大学》都非常突出“修身”的意义，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7]2013，“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7]2015，提倡“修身以道”[7]2012，这里把“修身”与“事亲”、“知人”、“知天”联系在一起，被看做君子修己治人必须践行的大事。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修身的目的、原则、内容、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构成了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三纲领”“八条目”——修身的目的和环节
《大学》是儒家关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专门著作。全篇集中讨论了修身的目的和环节，即“三纲领”“八条目”。《大学》中开篇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7]2236这里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即为“三纲领”。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八条目”。“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
从君子修身角度来看，“三纲领”阐明了修身的目的性。一是“明明德”，就是彰显人人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明德”，以便自觉地回归善良本性。二是“亲民”，即在“明明德”之后，又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污染而自新。三是“止于至善”，即要求人们在修身方面达到完美境界而又能够长久保持。“止于至善”的“善”，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要求。具体而言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国信就是所追求的至善境界。“八条目”之间环环相扣，任何一环都不可或缺。其中，“格物”是修身的起点，“致知”是诚意的前提和基础，“诚意”是正心的前提，“正心”是修身的前提，“修身”则是根本，是“齐家”的先决条件，“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国治而后天下平”[7]2237。
《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与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荀的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孔子提出孝悌为政、先正己后正人、博施济众；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8]167；荀子提出“修身”“养心”，“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9]15。这些思想观点与“三纲领”“八条目”是一致的。而“三纲领”“八条目”则在以往思想的基础上，更加条理化、系统化，“使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哲学在表述上有了完整的逻辑，在理论上有了纲领性的概括”[10]563。
（二）絜矩之道——君子行为的示范作用
“三纲八目”以君子修身为根本，是君子内圣外王之道。君子的德行对齐家治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修身以达到圣贤，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足以被万民效仿。“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7]2251。君子的絜矩之道有其特定的含义：凡是做得不好、令自己厌恶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人做的，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不管是前辈还是后辈，不管是自己身边哪一方的人，都不要把一方做得不好的令人厌恶的事情用来对待另外一方。这种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就是君子的絜矩之道。
显然，絜矩之道是居上位者作出表率、孝悌仁慈、上行下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质。它不是刑罚等“外在的行为规范，而是指确立内在的伦理道德准则”[10]565。它是由修身而达到治国平天下，即从内圣发展到外王的重要途径。絜矩之道主要指以德治国君民，是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方，所要解决的是从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的联系问题，对应的是现代伦理政治的范畴。它是对“三纲八目”的进一步阐释和补充，是对《论语》中的“忠恕之道”的发展，也是对“外王”之道的探索。
先秦儒家试图通过提出絜矩之道，“在统治者面前树起一道宗法伦理围墙，以孝悌慈惠为束心之法，规范其行为”。它与“三纲领”“八条目”一样，“具有为政治、为现实法、为最高统治者确立最高道德法的意义”[10]567，是法的价值和标准的作用与功能的体现，亦是人们对法的理想追求和致思趋向。
（三）忠恕之道——关于修身的重要方法
忠恕之道就是以修身为重心的道德实践的方法，是践行仁德、达到“内圣”境界的方法。《中庸》记载：“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7]1999君子用来治理人，对那些有过错的人，只要他改了就行，不要揪住不放。忠厚宽恕的态度离道不远，不愿意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就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
忠恕之道即“絜矩之道”。“忠恕违道不远”，接近于中庸之道。它同样是要求君子作出表率，具有孝悌仁慈、上行下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质。“忠恕”道在《论语》中就有记载，“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6]166，“忠”道则体现为“己欲立而力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6]65，显然，《中庸》关于“忠恕之道”的记载是与《论语》一脉相承的。
（四）中庸之道——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
“中庸”这个范畴，首先由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而在《中庸》一文中，“中庸”这个范畴得到系统的论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7]1993。中庸既是人道，又是天道，是人情与天理的结合与贯通。其中人道效法天道而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7]2022
《中庸》提出的伦理哲学范畴主要是“中庸”和“诚”，“并以‘中庸’和‘诚’为纲，统率其它宗法人伦道德，从哲学高度论述了儒家伦理法的基本精神”[10]569。其它与中庸相关的重要命题，包括“致中和”[7]1988、“时中”[7]1990、“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7]1992“忠恕”等。“致中和”是指把握住恰如其分的态势，达到恰如其分的境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7]1988。人们把握了中和，顺应了中和，便可以“赞天地之化育”[7]2023-2024，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的日常行为也应当致中和、合法度。无论从形而上的高远来看，还是从形而下的日常行为来看，“致中和”都是中庸之道的精髓所在，反映了先秦儒家追求普遍和谐的价值取向。君子随时随地都要恪守中道，不管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背离基本的原则，都能始终保持中道；小人的违反中道，表现为小人的肆无忌惮。“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要在事物发展的不同方面选取一个适度的平衡点，来引导人民。这里蕴含着在矛盾中保持统一体相对平衡和稳定的观点，也有着“综合平衡”的思想意蕴。
中庸之道“费而隐”[7]1996，是一种体现于日常的宗法人伦和一切社会生活之中却又隐而不显的美德。中庸并没有明确的行为对象和具体的行为标准，而是要以一定的道德实践或社会政治实践为载体才能得以体现。中庸思想在儒家伦理政治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五）“五达道”“三达德”“修齐治平”——修身的目标和方法
《中庸》篇指出：“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7]2013这里的“五达道”与孟子的“五伦”说一脉相承，而“三达德”又与孟子的仁、义、礼、智四端有所区别。如何才能做到“三达德”呢？践行“三达德”，不仅是推行“五达道”的关键所在，也是修己治人、安国君民的关键所在。
按照“三达德”的观念，《中庸》提出了“学、问、思、辨、行”的修养方法，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7]2022，强调只要刻苦学习，不断追问，慎重思考，反复分辨，切实实践，百折不挠，不言放弃，再笨的人也会变得聪明，再柔弱的人也会变得坚强。这种修养方法，是实现“三达德”的必经环节。《论语·子张》中有类似的表达：“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6]200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趣，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仁德就在这中间了。可见，将修养方法与仁德联系在一起，是先秦儒家的一贯主张。
（六）至诚之道——完善自我、成就事物的品质
“诚”是《中庸》具有代表性的范畴之一。“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7]2021。真诚是天的德性，使自身真诚是人的德性。使自身真诚的人，是选择了善道就紧紧抓住不放松的人。“诚”是一种客观的东西，是“天之道”；“诚之者”是通过人的修养才具备的东西，是“人之道”。人之道是效法天之道的结果。坚持做到诚，乃是符合天道的结果。因此，修养诚德非常重要。
诚德有两种。一种是先天赋予的诚德，“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7]2021。换言之，先天具有诚德的人不用费劲就能符合善道，不费思虑就能获得善道，从容悠闲之间都能符合善道，这就是圣人了。另一种是通过后天修养的道德诚德，即“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7]2021，“自诚明”讲的是性之自然；“自明诚”讲的是教化之使然。前者涉及“性”，后者涉及“教”。两者是有联系的。由真诚而明道理，叫作天性；由明道理而真诚，叫作教化。真诚就会明白道理，明白道理亦会变得真诚。“性”与“教”又是有区别的。因此，“自明诚”的过程就是修道的过程，是修道之“教”的必然结果。人循着天赋之性、顺乎天之法则就称之为“道”。
《中庸》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诚德对于人的极端重要性。真诚是人的自我完善，道是人自己的遵循。君子以真诚为贵。真诚的德性不仅用来自我完善，还要用来成就事物。自我完善是仁爱的体现，成就事物是智慧的体现。处于天性的真诚德性，是一种内外结合的德性，随时运用而无不适宜。“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7]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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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修身进德理论为中国历史上有志于“修齐治平”的人实行“德治”“礼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主张人们通过修身来增加自己的德性，以便成为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一般的圣贤之人，从而不仅能够为百姓做出表率，而且能够制定出体现德行的礼乐制度，并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辅之以刑政，进而实现天下大治。显然，这种“德治”“礼治”归根到底还是人治，是君王、圣王之治，带有浓厚的宗法人伦色彩，属于君主专制范畴。尽管先秦儒家的道德政治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依附于宗法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相对于滥施刑罚、穷兵黩武、“以刑去刑”的暴政，有德之君施行“德治”和“仁政”毕竟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
先秦儒家的君子修身进德理论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对中华民族先人的道德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概括。“对于人格培育、德性重建具有特殊的优越性”[11]。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当代中国人进行道德修养、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文化结构已经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中国古代的许多价值理念是可以调动起来回应现代的。”[12]特别是对于担任一定职务、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社会群体来说，对于一切有志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中国人来说，先秦儒家的修身进德也提供了修身处事、治国理政方面的智慧和有益借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启迪人们通过教育和自我修习，来彰显人的善良本性，自觉实现道德更新，并追求至善境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启迪人们通过接触实际，来探求事物内在规律，达到认识事物的目的；要自觉摆脱种种不良情绪的困扰，达到心正意诚的境界；要加强个人的自我修养，以身作则，做遵守社会规则的典范，从而使家庭成员起而效仿，并通过治理好家庭成员为治理好国家社会奠定基础。“絜矩之道”，提醒人们在遵守伦理道德准则和外在行为规范方面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出表率。“忠恕之道”启迪人们，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中庸之道”启示人们，凡事不要背离基本原则，不走极端，要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行为上的适度；处理问题要恰如其分，要在事物纷繁复杂的不同方面寻找一个适度的平衡点，注意不同事物、不同群体之间的和谐有序。“三达德”“五达道”启示人们，要正确处理工作中的人事关系，明规不逾矩；要正确处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保持家庭关系的和谐；要正确处理朋友之间的关系，形成健康有益的朋友圈；要勤于学习，博览群书，不断积累知识；要注意发现问题，增强问题意识；要善于思考问题，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加强比较，在比较重明辨是非，明确行动方向、路径和方法；要把认准了的思想理念付诸实践，努力践行、勇于担当，并且矢志不移。
总之，先秦儒家的君子修身进德理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借鉴其中的修身进德、为人处事、治国理政方面的智慧，有助于我们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谨慎独，崇德向善，追求理想人格，涵养浩然之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守信秉诚，反求诸己，存心养性，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同时，我们还要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道德、时代发展所要求的现代道德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和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毛泽东曾经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3]660倡导、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实践、修身，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借鉴先秦儒家道德并对其进行创造性传承的意义所在。
